徐建委:《史记》春秋历史的写作实践与文本结构

Modified on: Sun, 19 Apr 2020 00:00:00 +0800



提要




本文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基础,借此研究《史记》的写作实践与部分文本的成篇过程。通过对《十二诸侯年表》及其相关文献的详细对勘,不难发现,此表在制作层面是一个双层文本,年代框架和历史记录分别来自谍谱和《左氏春秋》(灾异记录来自《春秋》)。即太史公先利用古代谍谱画出空表,然后又从《春秋》和《左氏春秋》中抄出需要记录的大事,形成由一枚枚单支记事简组成的资料长编。最后再将这些摘录的大事按照年代,逐枚补入空表。《左氏春秋》中的许多补述因此也被“错误的”写入当年空表,而没有向前追溯。

在顾颉刚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联系太初改历,我们会发现《太史公》一书的写作计划原初本在模拟五经,以尧舜为起点,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白麟”为终点——这应该是司马谈的原始写作计划。但太初改历让司马迁决定改变起止,即以黄帝为起点,以太初元年为终点,这主要与历法知识有关系。《史记》的写作计划因此也存在二重性。

本纪、世家和列传对春秋材料的使用存在巨大差异。本纪、世家春秋历史主要与《左氏春秋》和《国语》有关系,但七十列传中,来自《左氏春秋》或《国语》的材料却是非常罕见的,若除去战国时代诸将的列传,先秦人物列传更多的与诸子学联系了起来。《史记》文本的整体布局其实已经初具六艺—诸子的大结构,是《汉书·艺文志》学术分类的先声。


作者简介


徐建委,1976年生,山东东营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献学与学术史,另对魏晋南北朝相关问题亦有兴趣。



从材料特点上看,《史记》总体上可以划分成两大部分:先秦部分和秦汉部分。两部分的材料来源很不一样。先秦部分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文献,如六艺经典、《世本》及相关谱谍、诸子书和战国策书等[1]。秦汉部分除了《楚汉春秋》外,《史记》的取材主要依据于文书典籍和亲历;文书典籍如各类府库文书、诏令、奏议、诗赋以及故事短篇。亲历的部分则主要集中于景帝、武帝时期人和事[2]。具体到先秦部分,各历史时段的材料特点也很不一样。西周之前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在《尚书》、《诗经》、《国语》、《大戴礼记》和《逸周书》中发现同源文献。春秋时代的历史则可以与《春秋》、《左传》、《国语》和《公羊传》相互比勘。战国时代只有《战国策》可以和《史记》形成文献材料上的同源关系。相对而言,《史记》春秋时代的历史相对容易勘校辨析。但仅仅考校正误并不令人满意[3],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本文拟以《十二诸侯年表》为中心,借助《春秋》、《左传》、《国语》等文献,探索《史记》写作实践层面的问题。写作实践包括了文本构想、材料取舍、书写过程等方面,对于《史记》研究来说,尚且属于新问题,应有研究的必要。


本文将以《史记》文本的三个双层结构的辨析为主:


其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双层结构。


其二,《史记》书写计划的双重性。


其三,本纪、世家、年表与列传的六艺-诸子结构。



一、为什么要选择《十二诸侯年表》



《十二诸侯年表》是《史记》十表中的第二表,起于共和元年,终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即从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477年,总计365年。此表纵向14栏,横向365栏,共5110格,其中992格有纪事(包括仅记周王或诸侯即位的条目,实际纪事700条左右)。所谓十二诸侯,乃是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分别是第三至第十四栏。周、鲁则占有第一和第二栏。除去周,还是有十三“诸侯”,与篇题并不相符,可见太史公没有将“鲁”看作诸侯。《十二诸侯年表》的序是这样说的: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修订本,2014年版,第2册,第649-650页。)[4]




《年表》以“《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为主要内容,足见其义理法则承袭《春秋》。如果我们单看《年表》的措辞,也是基本上类同于《春秋》里的文辞。从叙事的角度观察,《十二诸侯年表》很像一部铺展开的《春秋》。《春秋》中的编年叙事在《年表》里被铺展到一个平面上,同一年内哪些诸侯国有大事发生,这些大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可以一目了然。《十二诸侯年表》还像一个纲目,有了它,本纪、世家中的叙述就可以纳入到一个醒目的关系网中,前后纵横都易于了解。《年表》和本纪、世家实际上形成了相互解释的关系。


《年表》的文献来源应该主要有三个:《春秋》、《左氏春秋》和某个谱谍。


日食、灾异等记录来自于《春秋》。除一条误置外,《年表》中的日食全部见于《春秋》,并且只书写在鲁国的年表中。除了那些《春秋》中标明灾异发生国的记录,《年表》中的灾异也主要书写于《鲁表》,并且也全部来自《春秋》。


《年表》主要的历史事件记录则来自《左氏春秋》。这是一部与今本体例上基本一致,但内容上稍有差异的《左氏春秋》。[5]《十二诸侯年表》的记事从共和元年开始,《左氏春秋》则始于鲁隐公元年,《年表》整整早了120年。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年表》的记事主要依据《左氏春秋》呢?其一,《年表》早出的120年中,记事很少,往往连续多年都是空表。那些寥寥无几的叙事,基本上就是今本《左传》里面补叙的内容[6]。其二,《左传》的补述内容,往往是为了梳理当下事情的原委,将多年前的起因补叙一下。这些补述的内容,会被《史记》按照《左传》写录的那一年编入《年表》或世家,并没有向前逆推[7]。这属于非常“低级”的错误。这么简单的、不容易犯的错误是如何发生的?下文会讲到,这里暂且略过。总之,从《年表》的这两个特点分析,它的主要史源就是《左氏春秋》。


《春秋》和《左传》都没有诸侯国完整的世系,也没有完整的诸侯即位和卒年记录,因此《十二诸侯年表》的年代和世系基础自然不是《春秋》或《左传》,而是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提到的《春秋历》、《谱谍》一类的文献。


以上是《十二诸侯年表》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年表》在研究《史记》写作实践方面有何独特的价值呢?


其一,相对于西周史料、战国史料而言,春秋史料相对可控,主要集中于《春秋》学领域,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其二,此表与《春秋》、《左传》、《周本纪》、《秦本纪》、诸《世家》关系紧密,可统摄今传春秋史料的主体部分。


其三,《年表》以时间、事件为主,几乎没有冗余叙事。鉴于这一时段文本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独立流传的单篇文献大量存在,如果对比两部文献中的内容相同或相似的记载,很难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时间、事件、地点和人物是最基本的历史叙事要素,这些要素相比于那些详细叙事,文本之间的异同会更有考辨的力道。以这些基础因素为主的文本辨析,则可以将模糊解释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因此,以《十二诸侯年表》为基础的细密辨析,最有可能帮助我们接近《史记》编纂的实践层面。



二《十二诸侯年表》的制作及其双层文本结构



《十二诸侯年表》里面存在很多有趣的“错误”,如果仅仅拿它和《左传》等文献校勘,会发现它们确实是些错误。但是从写作实践的角度看,我们如果对这些“错误”的形成稍作追索,就会发现,这是一些可以将《十二诸侯年表》的写作过程揭示出来的文献材料。


在剥开《年表》的写作过程之前,首先需要辨析清楚《年表》和本纪、世家之间的史料关系。它们所记历史基本一致,初看似乎《年表》依据各本纪、世家撰成。[8]但事实恐怕不是这样。


其一,在历史大势的判断方面,周王朝历史的大转折出现在哪里,《周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各自成说,大有不同。


《周本纪》云: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第1册,第189页)




西周亡于犬戎和平王东迁在《周本纪》中是周衰落的开始。厉王无道与共和行政虽然都见《本纪》,但并没有言及历史的大转变。


但《十二诸侯年表》曰:



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史记》,第2册,第647页)




同样的“政由方伯”,这里则是从厉王奔彘、共和行政开始的。《年表》的始年正是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作为有明确纪年的《十二诸侯年表》的首年,因此也成了文献中明确纪年的开始。《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此后为共和元年。故若依《周本纪》,《史记》的明确纪年完全可以上推至周厉王元年。[9]如果依照《鲁世家》,则司马迁可追溯的年代会更久远。因为伯禽以下诸公俱有年纪。鲁真公十四年为共和元年,据《鲁世家》,则可知伯禽卒于公元前998年。这个推算是否可信姑且不论,至少它在司马氏父子那里是可知的年代。


因此共和元年并非司马氏父子可知的最早纪年。从《年表序》来看,司马迁选择共和元年作为《十二诸侯年表》的始年,并不是像《三代世表》那样受限于材料的匮乏和互异,更不是因为他所知道的精确纪年始于此时,而是基于对周王朝历史大势的判断所作出的选择。《年表序》的视野中,共和元年之后,诸侯恣行,政命不由天子出,周王朝由盛转衰。[10]这与《周本纪》的表述明显矛盾。


两个文本对周代历史大转折位置的判断,相差了六十九年[11]。从后人对史学家的期待看,《本纪》与《年表》的这种龃龉不可理解。


其二,各《世家》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等遵循了不同的诸侯排列逻辑。《世家》的诸侯国部分(即前十六世家)乃是按照封国出现的时代顺序的编排,但《十二诸侯年表》则是依据了作者对东周时代权力格局的判断。同时,前人多已勘出,诸《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的抵牾之处极多,以诸侯在位年数为例,即可见一斑[12]:


国君

世家在位年数

年表在位年数

晋昭侯

7

6

晋哀侯

9

8

晋小子

4

3

宋殇公

10

9

宋愍公

11

10

卫惠公

4

3

卫懿公

9

8


这是两种不同的王公纪年方法。另,《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懿公兄之子伯御攻杀懿公即位,在位十一年而被周宣王所诛。周宣王遂立鲁孝公,孝公在位二十七年卒。《十二诸侯年表》并没有伯御纪年,而是将伯御在位之十一年全部纳入到了鲁孝公在位年数之中,即鲁孝公在位三十八年。《年表》仅在鲁孝公十一年载曰:“周宣王诛伯御,立其弟称,是为孝公。”二者处理伯御方法并不一致。这一点对于《史记》的校勘来说基本是常识,不必细说。


其三,二者记事各有侧重。比如各《世家》很少记载自然灾异,但《年表》却对日食等灾异有颇为详细的纪录,当然多在《鲁表》之中。《年表》很少记载国君之卒,但世家却多详细记录。《年表》不见世家的记事非常多,世家不见《年表》的事也并不少见。


所以,《年表》和《世家》虽然有共同的史源,但《年表》不会是抽取本纪、世家记事编成,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单独依据相关早期文献编纂而成的。


关于此表的制作,我们可以从一个有趣的细节开始。


《十二诸侯年表·鲁表》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记曰:“四月,日蚀。”梁玉绳《史记志疑》曰:“春秋是年无日食,此误增也。”遍查中外各种日食表,这一年夏历二月确无日食[13]。但是,此条文字并非如梁玉绳所言是误增,而是一个抄录错误。这次日食其实发生在三年前。


《春秋》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记曰: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下册,第1285页)[14]




李广宇所编《5000年日食表》显示,这是一次日全食,发生于公元前535年3月18日中午时分[15],是夏历的二月朔日,即周历四月朔日,《春秋》所记月日信息与之完全符合。


《年表》的日食记录除昭公十年这一条外,其他的都是直接依据《春秋》而来。《春秋》记日食三十七次,《年表》录其二十三次,其他未见于《春秋》的日食,也未见于《年表》。因此太史公日食记录完全依据《春秋》的判断应无异议。那么,鲁昭公十年表中的这条日食纪录应该也是《春秋》三十六次日食之一。


《春秋》三十六次日食中,也只有昭公七年的日食发生在“四月”。由此不难判断,十年“四月日蚀”,应是昭公七年日食的误书。同时《鲁表》的昭公七年,也纪录了日食。其文曰:“季武子卒。日蚀。”即《鲁表》在昭公七年和昭公十年同时记录了这次日食。既然如此,鲁昭公十年的纪录就不可能是传抄造成的错行[16]。七年和十年距离很近,更不可能是司马迁重复抄录。然则,这么近的误书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仔细看看《春秋》、《左传》和《十二诸侯年表》的文本细节。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四月,《左传》记载了晋侯与士文伯关于这次日食预兆的对话: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左传》,下册,第1291页。)[17]




士文伯判断这次日食预示卫和鲁会有灾祸。这一年八月卫襄公卒,十一月鲁国季武子卒。之后《左传》又记录了晋侯和士文伯的关于季武子卒和日食该关系的问答。这一年的《十二诸侯年表》中的《鲁表》是这样写的:



季武子卒。日蚀。(《史记》,第2册,第787页)




可见,《鲁表》依据的是《左传》十一月的这段对话,而不是四月份的《春秋》经文或传文。


这一相对独立的叙述结束后。《左传》接下来的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左传》,下册,第1305页)




这是交代立卫灵公的原委,是补叙,也可以说是插叙,“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讲的自然是此前的情形。但这一年的《卫表》曰:



夫人姜氏无子。(《史记》,第2册,第787页)




这是太史公对《左氏》的误读。其实这一年的《楚表》所记“执芋尹亡人入章华”也是对此年《左传》插敘文字的误读。


如果司马迁将《春秋》、《左传》拿在手里,边读边填表的话,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因此,美国学者倪豪士判断太史公制作《史记》各《世家》时,很可能先整理出了一枚枚单独的记事简,做成资料长编,然后从资料长编中抽取各年之事来编纂写作《史记》。这个推断恐怕也适用于《十二诸侯年表》的制作。[18]即太史公制作《十二诸侯年表》时存在转抄环节。


这提示我们,昭公七年日食误入十年表格的原因,很可能也和《史记》的制作方式有关。


将“七”误作“十”是常见的讹误,但昭公七年的表已经填入了这次日食,不大可能再将其误入十年。所以,司马迁手头的原始材料很可能有两枚七年的日食简:一枚是抄入昭公七年表格的那枚,采录自《左氏春秋》,主要是记录季武子卒,同时也记录了日食和他的死之间的关联;一枚是抄入十年的那枚,主要是采录《春秋》灾异。当司马迁将昭公七年的表填完后,又发现了一枚“十”年“四月日蚀”简,于是判断乃是十年之事,并随手抄入十年一栏。


这一条错误以及《年表》制作者对鲁昭公七年《左传》的误读,让我们对《年表》的制作过程有了一个粗略地了解。即司马迁不是手案《春秋》或《左传》来边看边填表格的,而是先从《春秋》或《左传》中把他认为需要抄入表格的“要事”用单枚竹简摘抄出来,并在简端做上年代的标记,并做了相应的分类整理。然后在《年表》画完后,再一条条抄进去。


从这个角度看,若排除了部分讹误,《年表》中的事件系年,就是司马迁所依据的《左氏春秋》的系年。


在抄录编年事件之前,先画出来的空白《年表》,必须要有各诸侯在位年代的基础,如前文所述,《春秋》、《左传》并没有《年表》中那么完整的年代框架,需要考虑其他史料来源。《年表序》曰: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第2册,第647页)




学者一般将“春秋历谱谍”视为一部书,但“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一句清晰地表明“历”与“谱谍”乃是两类文献,且各有优劣,无法单独从这几类文献中“一观诸要”,因此司马迁才会综合这几类文献,“谱十二诸侯”。因此可判断《年表》的年代框架来自于《春秋历》和《谱谍》一类文献[19]。


那么,司马迁是画一栏填写一栏,还是先画出空表再填写事件呢?应该是后一种情况。《十二诸侯年表·吴表》于吴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鲁襄公二十九年)载曰:“守门阍杀余祭。季札使诸侯。” 余祭之后,吴王余眛(《左传》作夷末)即位,故此年以后,当为余眛之纪年。但余祭的纪年并未结束,《年表》一直延续到余祭十七年,之后的明年才是吴王余眛元年。也就是说,余祭在被守门阍刺杀后,又“在位”十三年。《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余祭正是在位十七年。与之相反,《春秋》、《左传》系统吴王夷末(余眛)在位应该是十七年,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吴太伯世家》都是四年。两个王的在位年数,《春秋》、《左传》系统和《史记》系统对调了。


此处史文歧录,暂不讨论,仅就《年表》自身的矛盾我们也可以判断,余祭在位十七年的表格是提前画好了的,因为依据《春秋》或《左传》无法画出这样的表格。四年所填入的“守门阍杀余祭”这句话,若不是后人误置,则应该是依据了《春秋》或《左传》的记载[20]。只有先画出空表,后填内容,才会造成《吴表》这样的问题。


至此我们会明了《十二诸侯年表》的写作过程实际上分作三个基本的步骤:


第一步,司马迁以某一谱谍文献为年代框架画出空表。


第二步,用单枚竹简从《春秋》中抄出灾异记录,从《左氏春秋》中抄出大事记录,制成资料长编。


第三步,将抄录出的灾异和事件一枚枚誊抄入空表。


那么,《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一个具备了双层结构的文本。《年表》的年代框架(空表)主要依据《春秋历》、《谱谍》一类的文献,记事则主要以来《左氏春秋》。这不仅仅是史料来源的不同。谱谍和《左氏》属于不同类型、承担不同叙事功能的文献。这两种类型文献的组合,很难被整合,因此《年表》这两个主要的史源几乎是各自独立存在的,由此才造成了事件误置、双重记事等问题。


联系前文提到的《年表》诸侯在位时间(即《年表》的空白表格部分)与各世家的整体性差异,大概可以知道诸侯世家的撰写,与《年表》的很相似,整体上也都是一些双层文本,只不过世家所依据的年代文献与《年表》不同。那么,各世家和《年表》就不太可能同时撰述,由此会引出下面的问题,即司马氏父子与《史记》写作的关系。[21]



三 《史记》书写计划的双重性



《太史公自序》自述其撰写意图乃是承续《春秋》,这不仅是司马迁的构想,恐怕也是司马谈的,此其著书本意,当无异议。接下来,如何布局经营,父子却有不同了。《太史公自序》称其叙事起于黄帝,终于太初元年[22],但正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自序》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材料的断限:“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陶唐、麟止皆与五经史料有关连,即《尚书·尧典》与《春秋·哀公十四年》之“获麟”。但“麟止”是叙事下限,不能越出汉代范围,故只能从汉代大事件中去寻找。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汉武帝时代有一个明显与“麟止”可以发生呼应的事件,即元狩元年的获白麟。[23]汉末服虔《汉书注》曰:“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24]这么看来,《史记》历史的另一个断限似乎应该是从尧舜到元狩元年[25]。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通过细读《史记》数处自述文字,判断多篇文字出于司马谈之手,并由此推断尧舜至元狩元年的断限是司马谈的计划,而黄帝至太初的计划则是司马迁的。[26]太初改历的象征意义远超出了获麟,这应是司马迁改变此书原初计划的原因之一。


《史记》原来的写作计划,无疑是对五经文献的时代起止的拟构。五经如果看作一个整体,其叙事自然是起于《尧典》而终于“西狩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太史公自序》“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原计划中的《太史公书》的整体结构,就是在五经的意义世界内展开的。我想,在司马氏父子看来,只有进入了五经的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太史公书》的意义和价值。刘向、刘歆父子校理未央宫藏书之时,将《太史公书》附于《春秋》学下,可谓司马氏父子的知音。


但是,当司马迁将书的断限重新调整到太初元年之时,就已经破坏了原计划的平衡,历法的变动与五经文本的叙事时限难以匹配。所以,历史叙述的起点也要修改。原计划的《虞本纪》变为《五帝本纪》,尧、舜之前增加了黄帝、颛顼和帝喾三位古帝王。


在黄帝之前,传说中的古帝王至少还有伏羲氏和神农氏。《易传》有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五帝本纪》则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从马王堆帛画、西汉墓壁画以及东汉时代的画像石来看,伏羲、女娲的传说在两汉时代都十分流行。那么,在司马迁的知识中,至少这两位古帝王的传说一定是存在的,且未必会比黄帝、颛顼和帝喾少。[27]刘歆《世经》就将这两位古帝王纳入了古史系统,位于黄帝之前[28]。因此,司马迁选择从黄帝开始,只是从古老传说中截取了一段,并非上溯至传说中的源头。他选择黄帝的理由就不能仅仅从古史溯源的角度来解释。


那么,司马迁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一,西汉时代流传的各类系谱很可能始自黄帝。《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注曰:“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其二,西汉时代,传说文献多附会于黄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多有黄帝之书,如道家类的《黄帝四经》、《黄帝铭》和《黄帝君臣》,阴阳家类的《黄帝泰素》,小说家类的《黄帝说》。杂家类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班固注曰:“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至于“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署名黄帝的书更不在少数。


其三,天运与历数知识。《史记·历书》曰: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史记》,第4册,第1500页)




其后又录太初改历时汉武帝制诏御史曰: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史记》,第4册,第1505页)




在司马迁的时代,天运历数被认为起源于黄帝之时。汉代流传的古历法,也以《黄帝历》为首,《汉书·律历志》称:“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3页[29])且黄帝是上古第一位创立文明制度的圣王的传说,战国以来流行已久。故在历数与古史传说背景之下,司马迁既然已经参照太初改历把叙事下限调整到太初,那么他把《太史公书》的开端上溯至黄帝,就再正常不过了。


总之,战国至西汉时代,人们知识世界中的文化、制度、宗法的源头是黄帝。在《五帝本纪》末,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第1册,第54-55页)




这段结语,是司马迁向读者交代为何要从黄帝开始纪事。但如果我们了解到《太史公书》起止时限有过调整,就会明白,这也是司马迁对计划调整的自我说明。“《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在司马氏父子看来,可信的古史应该是从《尚书》的《尧典》开始,而非荐绅先生难言之的黄帝。那么,为什么要从黄帝开始呢,他总要给出自己的理由,即“《书》缺有间”,黄帝的历史可以在故老传说和诸子之语找到一些,因此将其作为历史叙事的开端,也是具备合理性的。《太史公自序》称黄帝“法天则地”,确立了有史以来的法度,这其实也有数术方面的考虑,与太初改历有一定的关联。


联系《年表》和本纪、世家年代框架的差异,《史记》文本结构的双重性质就非常明显了。据王国维、顾颉刚、赵生群等学者的研究,各世家有许多司马谈撰录的部分,因此大体判断的话,本纪和世家的原始文本当由司马谈写出,而司马迁则编录了《十二诸侯年表》。但是,司马迁对本纪和世家的补充修订应该也会有不少。各本纪、世家除了记录本国之事外,对他国的大事也多有载录,各国之间在大事上是相互勾联的。《年表》则在其平面结构中,同样可以一睹同一年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因此二者都形构了一个历史之网。我仔细对比了这两个网络,它们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即它们建基于同一个时间----事件结构。这种整体性结构的存在,说明司马迁对《史记》文本的把控是存在的。我相信这个基础结构依据于真实的历史——大事件的勾联作用使得《史记》在一些讹误之外,保存了时间和事件整体结构的可信性。[30]


《史记》全局上的整体构想既然是存在的,那么,考虑到文献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史记》宏大的规模,我们应该会设想如下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篇章之中,以及不同的篇章之间,太史公的材料处理和叙事会不会依然遵循某种小的结构设想,或者说,《史记》是否存在一个预先规划的文本结构或篇章布局?他对各篇的书写是否依然有足够的控制力?[31]



四  《史记》篇章组合的逻辑和意义



这似乎不成问题。原因是:


其一,《史记》设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五种叙事文体之间相互补充、互见,本就是全局的规划。同时,《史记》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论及《太史公书》著作缘起、史学观念和断限,还有篇目提要。太史公自称“论次其文”,又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然后详细叙述本纪、列传诸体之意,全局的设想显然是有的。《自序》还对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字数做了精确统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如此精心的写作,若无规划,简直不可想象。[32]


其二,《史记》篇目的排列看似无序,实则有其逻辑,这也只能在整体布局内完成。赵翼《廿二史札记》判断“《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并举《李将军列传》之后数篇次序为例:



《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编次”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




逯耀东《〈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一文则敏锐的发现了这些列传内在的叙事逻辑:司马迁“以《韩长孺列传》的马邑之战始,而以《平津侯主父列传》的公孙弘与主父偃议朔方置郡为终,叙述汉武帝为复仇雪耻而讨伐匈奴的过程”[33]。即《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列传不是按照文化、地位和身份等外在因素排列,而是以历史“事件”自身的发展逻辑结构篇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今上本纪》的“传”。《史记》篇章布局自有深意,绝非随得随编。


如果用后世的史书编纂体例来逆推并规范《史记》,自然会得出《史记》篇次混乱的判断。但是,《汉书》之后的史学体例怎么能用到《史记》上呢?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曰:“史法圆神,一事为一篇,而名之曰传,初不计其中所载人之多少,亦不分孰主孰宾。传乃纬体之称,非某传乃某人所据有,如墓志、行状也。所谓连附合分,皆后人臆分耳。”[34]。


其三,《史记》本纪、书、表、世家和列传的数目也有某种意义。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数字”的时代。与数字的神秘意义相关性很高的思想、技术或日常信仰,如阴阳学、五行理论、数术、方技等,都在这个时代有特别鲜明的显示度。《汉书·律历志》: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岁。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故《汉志》曰岁名困敦,正月岁星出婺女。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各四年,后二年,著《纪》即位五十四年。(《汉书》,第4册,第1023-1024页)




太初元年之前,汉武帝每六年一改元,太初之后,则是每四年一改元。武帝之前的改元,并没有数字规律。武帝之后,汉代皇帝的改元一般遵循五年或四年一改,这应该是太初新历法的反映。而太初之前,武帝每六年一改元则是遵循秦以来数用六的传统,但这一与颛顼历相关的数运在汉武帝之前并没有体现在纪年上,只有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出现了年号和遵循数运的改元操作,即五行数运思想开始进入到与时间相联系的观念领域,数字及其背后的思想开始用来理解和控制时间。


这是从汉武帝即建元年间就开始形成影响的思想[35],或是汉武帝初年最为重要的改制之一。太初改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力。身处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年历数术本就是太史的主要职责,司马迁更是太初改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因此若《史记》的写作中,出现了规整的篇章组合,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其背后是否隐含某种特殊的意义。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相对都是特别规整并且有独特意义的数字。这会仅仅是巧合吗?太史公追求数术义理形式感的可能性还是更大的,《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是司马迁自述体例的内容,也是唯一一处明确提出了数字设计意图的地方。这至少说明,他在布局全书时,特别考虑了篇章数目的隐含意义。


十二本纪的设置更是如此。《史记》以继承《春秋》为理想,《春秋》对其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春秋》的经传之体会被太史公拿来结构篇章[36]。刘知几《史通·列传》篇曰:“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37]那么十二本纪是否模拟了《春秋》十二公呢?


章学诚《和州志列传总论》推测《吕氏春秋》十二纪乃《史记》所宗。[38]《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基本相同,乃是战国以来流行的月令记时系统,与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必是当时人熟知的知识。故章氏之说颇具说服力。同时,《春秋》中的十二公的安排也应该是巧合。孔子选择隐公作为《春秋》叙事的开始,或是基于对历史趋势的判断,即隐公之后鲁公地位开始下降,卿大夫势力开始趋强。孔子身处哀公时代,故《春秋》自然要止于哀公。基于此,太史公设置十二本纪以模仿《春秋》十二公的判断,表面上缺乏说服力。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两点,或许会对本文的这个假设会重做考虑:


其一,《春秋》十二公即便是巧合,在《春秋》学义理领域内,也不会以巧合来解释的。春秋十二世不仅仅是《春秋》的纪事时段,战国以来还被赋予了特别的含意,也成为《春秋》学的常识。《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曰:“《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这样的说法,对司马迁来说,一定不会陌生。


其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虽然是以一年的时间来划分的,但整体布局上偏向于空间属性,每一纪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单元而存在的,与其他纪主要是并置的关系,而非连续的关系。《史记》的十二本纪则是线性的,是通史的主干,各本纪构成了连续性的叙事。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反观《春秋》,正是通史的结构。同时,司马迁的年代,《左传》已经是以《春秋传》的形式而存在的文本。这种经传关系,也正是《史记》本纪和世家、列传、表、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纪如有模拟对象,应该是具备通史和叙事主干二重性质的《春秋》。


此外,《汉书》提供了一些进一步解释的可能。


班固对《汉书》卷帙安排是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几乎就是对《史记》文本结构的复制,除了没有世家外,班固仅仅把表和志的数目做了对调。他在《叙传》中说:



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总其行事,旁贯[39]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第12册,第4235页)




这里自述篇章布局,已经明确了五经的影响。而在概述各篇主旨的部分,《惠帝纪》和《高后纪》是合并为一条的,这就让我们怀疑班固的十二本纪本来可以写成十一本纪,基于某种原因,凑足十二本纪。


文中所谓“为春秋考”,即与《春秋》合[40]。在《汉书·五行志》的序言里,还有相类似的表述:



㩜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汉书》,第5册,第1317页)




何谓“举十二世”?《五行志》并未分为十二世,它是以《洪范五行传》的主体为基础结构,有经、传、说、事例等四层文本,完全看不出十二世的痕迹。那么,班固这里的“举十二世,以傅《春秋》”是何所指?


《五行志》材料的一个重要特征容易被忽视,即它里面那些灾异的事例仅仅来自两个时段:春秋和秦汉。春秋时代的事例全部来自《春秋》和三《传》,《春秋》乃是十二世。《五行志》日食部分曰“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所谓“举十二世”,乃是举汉之十二世,而附会《春秋》之十二世也。故知至少《汉书》的十二本纪是有意为之。


东汉末年,荀悦编纂《汉纪》甚至以《春秋》为母本,除了十二世外,甚至将前汉的纪年凑为二百四十二年。《东观汉记》以及司马彪《续汉书》也是设为十二本纪,这些都应该不是巧合。[41]


总之,从《史记》卷帙整饬的数目设置,《汉书》对《春秋》和《史记》的呼应,以及两汉《春秋》学的常识等因素来看,《史记》十二本纪的安排,应该是有意模仿《春秋》十二世。刘知几《史通·六家》篇曰:“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当为知言。


综合而言,《史记》的写作当有整体性的经传文本布局设计。



五 《史记》先秦历史的六艺-诸子叙事结构



《史记》表、书、世家和列传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本纪的传而存在的。[42]不过,列传在春秋时代的史源上与本纪、世家和表有很大的不同。本纪、世家乃至《十二诸侯年表》的春秋历史主要取材于《春秋》学材料。但是七十列传与《春秋》学材料的关系却是疏离的。[43]七十列传中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非常少。那仅有的几篇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也很少从《左传》、《国语》等《春秋》学材料取材。


《史记》先秦时代的人物列传,诸子列传占比最大。管仲、晏婴、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仲尼弟子、老子、列子、文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卿、邹衍等人均有列传。传主属于先秦时代的列传总共有二十六篇,与《汉书·艺文志》载录文献有关联的就有二十篇,[44]尤为明显的是——有十五篇列传中的人物在汉代流传有冠名的文献。他们有的是政治、军事要人,如管仲、吴起等人,有的则纯粹属于思想家,如老子、墨子、孟子、荀卿、韩非子等人。事实上,思想家在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子产、叔向这些在《左传》中有详细言行记录,同时对历史进程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反而并没有列传,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可以说,《春秋》学文献与《史记》列传的关联度很小。也因为这个原因,七十列传中,《春秋》学观念反而不甚明显。


上述问题,也可以从叙事的角度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史记》春秋以前存大势为主,春秋以后则以纪人物为主。春秋战国时代人物的选择又多选择思想者或有文献传世的人物,除了说明《史记》对现成材料的依赖之外,也是《史记》史学观念的一种表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第10册,第3993页)




六家诸子之学的实质是“务为治者”,即诸子乃是末世之中提出治世理论的一群人。列传多为之传述生平,就是为治世论者立传。章学诚《校雠通义》曰:



读《六艺略》者,必参观于《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于《孟荀》、《管晏》、《老庄申韩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传,《兵书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术数略》之龟策、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鹊仓公等传,无不皆然。)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文》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册,第1022-1023页)




在这种选择的深层,正是司马氏父子从《春秋》学那里继承来的对末世的关怀和对天下新秩序的期待。那些传世的著作,多为面对末世危机的回应,提出了不同的治世原则和方法,诸子取法互异,而殊途同归。因此,先秦时代的人物列传,所面对的正是本纪、世家和年表中的历史。


可以认为先秦时代的列传与诸子之学的关联度更高。《史记》在早期历史的布局中,已经有了《汉志》“六艺——诸子”的大结构。


《史记》与六艺知识的关联,不仅仅止于《春秋》之学,如《周本纪》成王时代之前的历史基本上就来自《诗经》和《尚书》,《孔子世家》下半部几乎全部见于《论语》[45]。除此之外,《史记》还在材料选择上显现出了某些六艺学中的观念。


世家始于《吴太伯世家》,列传始于《伯夷列传》,看似按照时代来选择,实则颇有深意。《太史公自序》曰: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史记》,第10册,第4013页)




又曰: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史记》,第10册,第4019页)




《论语·泰伯》篇曰: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7页)




这一句话也被写入了《吴太伯世家》的“太史公曰”里。故晁说之《答张直儒书》曰:



世家首之以吴太伯,列传首之以伯夷,贵让也。(王梓才、冯云濠编撰,《宋元学案补遗》卷二十二《景迂学案补遗》,《四明丛书》本)




晁氏此说甚为有理。同时司马谈原计划以尧舜为本纪首,也能看到贵让的因素[46]。另外,《伯夷列传》中太史公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这恐怕也是《史记》世家、列传分别以吴太伯、伯夷为首的依据之一。[47]


那么,《论六家要指》重道德家,班彪亦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论者或以为司马谈受文景时代思想风气的熏染而推崇黄老,在这种背景之下,《史记》的模拟六艺与崇黄老不是矛盾的吗?[48]


不矛盾。这里仅需要澄清关键的问题:六艺与诸子的关系。


在西汉时代的知识视野中,六艺和诸子并非并列或平行的知识类型。从《史记》以及《汉书·艺文志》中不难发现,六艺大体上包括了春秋以前的思想遗产以及对这些思想遗产的注解文献。而诸子经常和传、记并称,属于“低一个层级”或“次生”的知识类型。刘向、刘歆父子对未央宫藏书的分类,乃是以六艺为一略,儒、道、阴阳、墨、法等诸子为一略。儒、道都不能纳入六艺之内。《汉书·艺文志》几乎完全依据《七略》,对刘氏父子的分类未做修改,足见当时对六艺与诸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基本的共识。


六艺与诸子最为重要的一个分别应该是性质的不同:六艺属于学术,而诸子属于治术。《论六家要指》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六艺的核心是五经,这些古代经典均来自春秋时代之前,建元五年又立学官,故六艺作为经典知识资源的属性几乎不需要做出过多的说明。


武帝初年的黄老和儒术,不仅仅是思想和知识之争,还是治术之争,甚至主要表现为国家治理的不同主张和方法。[49]文景时代的国家治理以黄老为宗,但这时的黄老并非思想史叙事中的道家,而是更接近于后来所谓法家的一种政治思想。史书中往往黄老刑名并称,《太史公自序》也称“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贾生、晁错所代表的正是文景时代。贾生不仅仅明申、商,也是重要的儒者,那个时代,没有非此即彼、势同水火的学术派别。


汉代初年的黄老追求一种简化的治理模式,注重功能性、实效性,近于刑名法术;而儒家则追求一种仪式化、制度化和信仰化的国家治理,甚至可以说是制度本位的治理模式,有着繁复的倾向。


我们再看班彪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主要针对的是《论六家要旨》中对诸家的评论,而非《史记》一百三十篇。因为《史记》中对黄老的著墨,远远在六艺类知识之下,并且太史公一再申明的是取信于六艺的态度,《史记》文本中几乎看不到对黄老的推崇。同时,从班彪“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一句话还可以看出,他将六艺与儒家混同了起来,这应该是五经博士制度的发展的结果。但“以六艺为法”的儒者,到了西汉末年,其著作依然没有被列入“六艺略”,《汉书·艺文志》也依然沿袭了这种分类。司马谈、司马迁推崇黄老,也应该是作为治术的黄老,这与他们以六艺为经典知识的认识并不矛盾。



六  余论



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24年)在历法上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以后,天象与干支等与历法相关的主要因素皆回到了起点,这是重大的事件,也是重新调整旧历的契机。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一定可以触摸到那种想象中的、巨大的时空转变所附带的气息。于是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建议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武帝遂改元为太初,以夏历正月为岁首。


对于司马迁及其同时代的士人来说,太初元年的时间感、位置感想必非常突出,就好像是一个藉以把控历史之流的基点。是年之后,汉人眼中的“天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此前则已成旧影。《太史公自序》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史记》改变了原初的写作计划,将叙事下限定于太初元年,上限则从黄帝开始,与太初改元这一大事件的相关性,自然无可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史记》所记述的乃是旧时代的历史。


在《史记·周本纪》的末尾,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时则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50]可见汉武帝时期,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士人对两周历史的了解,尚没有清晰的脉络。大部分人的知识世界中,武王伐纣以后就定都洛阳,洛阳乃是周唯一都城——可见战国秦汉时代的大部分的知识人,关于周代历史的认识,不仅错讹而且贫乏。或如姚大力所言,此时代的两周历史是一种点断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过程性的、连续性的知识[51]。《史记》把那些片段知识缀辑、编联并体系化,建立了早期历史的基本框架。后来人关于两周以来历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史记》所提供的那个架构的。这么说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如何来调度整合历史材料、组织结构《太史公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趣的问题。[52]



注释

[1]春秋时代之前,《史记》所据材料基本上没有超出六艺的范围。

[2]参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所附来新夏听课笔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5-67页。

[3] 从文献的流传和文本的形成两个方面看,《左传》与《史记》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止正确与错误那么简单。

[4]以下所引《史记》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5]从《十二诸侯年表》和诸世家考察,会发现《史记》春秋时代的历史依据的就是一部《左氏春秋》,只不过这一部书与今本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司马迁时代的这部《左氏春秋》已经是编年体,且以《春秋》为纲,从这个角度而言,刘逢禄依据《刘歆传》和《汉书·艺文志》判断刘歆之前的《左氏春秋》类似于《国语》,刘歆最开始将其修改为编年体的判断就是不可取信的了。

[6]综合来看,《年表》前120年里,只有晋、秦、卫、郑四国的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晋主要讲了曲沃的历史,卫、郑则是与州吁、叔段相关的记事,这些自然是《左氏春秋》早期历史中的大事件。只有秦的记事与今本《左传》没有多少关系,从后世角度特意记录秦的早期历史,并不难理解。

[7]如鲁文公十一年,宋昭公四年,《宋表》曰:“败长翟长丘。”梁玉绳《史记志疑》曰:“《左传》事在宋武公之世,《年表》、《世家》俱误。……而其所以误在是年者,因《左氏》文十一年鲁获长狄侨如,《传》追述宋武公时获侨如之先缘斯,而鲁文十一年,正当宋昭四年,故有此误,《考古质疑》曾辨之。”

[8]《世家》是详细的纪录,所以不可能依据《年表》来编纂。

[9]其实,按照《齐世家》、《卫世家》推算,厉王在位并不到三十七年。但像这种内部载录文献之间的龃龉,在《史记》中极为常见。司马迁连“屈原”“屈平”这种如此明显的篇内异文都不会修改,他是否会按照两个《世家》来推算并改动《周本纪》的厉王年数,是很可怀疑的。况且,从《卫世家》和《齐世家》推算得来的厉王在位时间并不一致,《卫世家》自身的年纪也有很多疑问待解,故我们不能以两《世家》的推算来贸然否定《周本纪》的记载。总之,司马迁完全有理由让《十二诸侯年表》从周厉王元年开始。

[10]李纪祥《从宗周到成周: 孔子与司马迁的周史观》(《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文对此有论述,可参看。

[11]假定来年改元。

[12]此表据前人研究而画,由于作者一时偷懒,忘记标注,此后遍翻论著未得出处。

[13] 此年建子,故属于后来所称的“周历”。

[14] 此本所据为《四部丛刊》影宋本《春秋经传集解》。以下所引《左传》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15]李广宇、何玉囡、张健、张培瑜著《夏商周时代的天象和月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0页。

[16]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怀疑是传写误填而将此条删去,极为不当。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取信于张文虎,或为失考。

[17]以下所引《左传》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18](美)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一个〈史记〉文本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关于〈世家〉编写的推测》,收入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33-449页。

[19]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至于《年表》是否参考过《世本》则并不可考,《世本》或为《谱谍》的另一种名称,因《世本》佚文并无年月信息,与《谱谍》体例近似。

[20] 梁玉绳《史记志疑》判断“守门阍杀余祭”六个字原本书于《吴表》的余祭十七年,而非四年,后人依据《春秋》将此六字移至四年。仅仅从这六个字很难判断,但是如果通览这一年(周景王元年)的各国记事,就会发现这几个字被后人移置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这一年《年表》自上而下的记事是:《鲁表》“吴季子来观周乐,尽知乐所为”;《齐表》“吴季札来使,与晏婴欢”;《晋表》“吴季札来曰晋政卒归韩魏赵”;《郑表》“吴札谓子产曰政将归子,子以礼幸脱于厄矣”;《燕表》“齐高止来奔”;《吴表》“守门阍杀余祭,季札使诸侯”。除了《燕表》外,这一年的记事都围绕着季札出使这一事件。《燕表》的记事也不是别无来由,而是前一年《年表》记事的延续。若古人读书至此,举笔补充,则这一年楚、鲁、晋、齐、郑均有大事,为何单单修补《吴表》?如果古人仅仅补充与季札有关的记事,为何不在《卫表》补充季札赴卫之事?“守门阍杀余祭”六字在“季札使诸侯”五字之前,若此六字后人填入,当在“季札使诸侯”之后;若此十一字都是后人填入,鉴于这一年《年表》记事几乎全部与季札相关,既然《吴表》是后人补入,那么其他国的季札事迹也应该是后人补入。即这一年的《年表》都是后人填写。照此逻辑,《十二诸侯年表》是不是也都是后人制作呢?故通览上下,《吴表》的记事几无后人移置的可能。

[21] 此一部分材料在拙著《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和早期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已有考证,但逻辑尚不清晰,问题亦未集中到《史记》写作实践的问题上,鉴于这些文献材料的重要性,故本文再次重新梳理和分析。

[22]《史记》取材下限为太初元年,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辨之甚详,可参看。

[23]《汉书·武帝纪》载此年冬十月,武帝“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礼乐志》所录《郊祀歌》十九章之第十七章《朝陇首》即《白麟之歌》。

[24]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又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注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史记》,2017年,第4007页。海昏侯墓出土有类似动物蹄状金块出土,或可参证。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始更黄金为“麟趾褭蹄”,而非元狩元年(前122年),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史公借以终其《史》,假设之辞耳”(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71页)。然而此处司马迁还提到了陶唐,似不能以假设之辞视之。

[25]崔适《史记探源》即以此为据认为元狩元年之后记事,均是从《汉书》窜入。见崔适《史记探源》卷一“麟止后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8页。

[26]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63年半,第230-232页。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史记〉断限献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9页。

[27]其他典籍尚有许多古帝王传说,姑且不论。伏羲、神农是司马迁时代最低限度的能够纳入帝王系谱的上古帝王。

[28]另外,《吕氏春秋》还有朱襄氏(高诱注曰炎帝别号,亦即神农氏也)、葛天氏等古史传说。新近关于上古帝系的研究可参看郭永秉《帝系新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斯鹏《楚帛书甲篇的神话构成、性质及其神话学意义》(《文史哲》2006年第6期)、苏芃《敦煌写本〈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考校研究》,《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七辑,2010年3月)。

[29] 以下所引《汉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30]此外,《伯夷列传》的篇旨举要与传文的内在矛盾也颇令人玩味,古今许多学者均曾议论及之。《太史公自序》称:“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但是传内讲伯夷、叔齐的文字仅占四分之一,主要的部分是与传主关系不大的议论,且语辞充满了愤懑之气,与《太史公自序》中的陈述相矛盾。这或许也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撰述计划执行上的不协调之处。

[31]可参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2]《汉书·司马迁传》所录司马迁《报任安书》也谈到了《太史公书》的结构与规模,与《太史公自序》一致。其文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3]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3页。

[34]刘咸炘《太史公知意》,收入《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版,第21页。聂溦萌《国史的拓展——对纪传体史书纪与传演化进度的比较探讨》(袁行霈师主编《国学研究》第三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亦有周密的分析。

[35]建元时期,尚无年号,此为后来追补的年号。详参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中华书局2013年版。

[36]《太史公自序》所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意图,就是“继《春秋》”,这从壶遂的问难里看得十分清楚:“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史记》受到六艺学的影响,在文本层面也有很直接的显现,如《太史公自序》的写作明显就是在模仿《书序》和《诗序》,并作为独立的一卷置于书之末尾。其篇旨的书写样式,更接近于《书序》,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太史公自序》、《淮南子·要略》等文献逆推出《尚书》的编纂样式(即《书序》应与诸篇合编,且置于书末)。

[37]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38]章学诚《和州志列传总论》曰:“自《左氏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又曰:“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邵晋涵《四库提要稿》亦云:“其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通变。《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帙之离合、先后不必尽同,要其立纲分目,节次相成,首尾通贯,指归则一而已。”(转引自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据刘氏所言,此段官本《提要》删去。)

[39]中华书局点校本“五经”加书名号而“春秋”未加,从下文论述可知,“春秋”当加。而“五经”并非一书,不当加书名号。

[40]“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一句,高步瀛先生断句作:“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并云:“《周语下》韦(昭)注曰‘考,合也',《经传释词二》曰‘为,犹与也',言与《春秋》合也,旧注考纪连读,殆非是。” (《班孟坚汉书诸侯王表序》题解,高步瀛选注、陈新点校《两汉文举要》,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一版,第220页。)陈君《知识与权力:关于〈汉书〉文本形成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据此又补充《毛诗·江汉》和《礼记·中庸》中的用例,令人信服。

[41]《史记》八书的命意,很可能来自“八政”。许多学者判断八书是乃是受到《尚书·洪范》篇“八政”的启发而设置,“书”的名义也与《书》有密切关系。

[42]逯耀东《抑郁与超越》一书对汉武帝时期本纪和表、列传的经传关系有精彩的阐发,可参看。

[43]《春秋》经传的文本关系也被《史记》所模仿。如前十六世家约略可以视为《周本纪》和《秦本纪》的传,春秋以前的历史差不多就集中于这两本纪和十六世家。

[44]在《汉志》中有冠名文献的人物列传有:《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与《战国策》有关系的列传有《孟尝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范雎蔡泽列传》、《乐毅列传》、《刺客列传》。

[45]后人辑补的《乐书》与《乐记》则属于同一类材料的不同编纂方式。

[46]陈直《史记新证·自序》曰:“观于本纪首黄帝,年表首共和,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李伟泰《〈史记〉叙事之上下限及相关问题》:“本纪始于陶唐,世家始于吴太伯,列传始于伯夷,当为司马谈撰述《史记》的原始构想,其中心思想为褒扬让德,此意明白见于《自序》。”见张大可主编之《史记论丛》专辑第二卷《〈史记〉文本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47]司马迁时代,大概是有冠名孔子的类似古人评骘的篇章,毕竟《论语》中有对太伯、伯夷的评论,但与“序列”的作法还是相去甚远。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可知《史记》的取材与篇章安排,部分的因循了某一儒家文献的旧有次序。如果这一文献存在,它应该是《大戴礼记》佚失的篇章之一。

伯夷、叔齐几乎没有相对可信的记载,多为传说,因此《伯夷列传》除了引了一章轶诗的《传》外,再没有二人的事迹。整篇以孔子的言论为主,论说言行、名实诸问题,且充满了怨愤之气。但司马迁在此篇开头即表明考信于六艺的态度,标立材料选择的法则,即史料的选择当以六艺知识为依据,而不取传说杜撰之辞。这更像是在确立书写体例,而非是为伯夷、叔齐书写传记。

[48]这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况且所谓黄老之学的基本研究资料也不是很多,但是对汉初黄老的最大误会来自于将其等同或比拟于老庄之学,这是思想史的误解。黄老与儒家的冲突,很可能是汉武帝初年外戚势力与皇帝权力斗争的表现。司马谈将道家与儒家等区分的做法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思考方式。这个问题与《史记》六艺经传的大结构或许还有联系。

[49]武帝初年的崇儒,除了帝国治理的新需求外,背后还有政治势力角逐的因素。我们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附武安。

武帝初年尊儒术、改制度的幕后推手就是田蚡。

[50]此条材料,因读姚大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而得(见是书129页),原初未留意。又据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之《司马谈作史考述》一文,《周本纪》或出司马谈手笔,故此处称引仅作“太史公”。

[51]参姚大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第94-124页。

[52] 当然,许多学者对此问题都有很专门的研究,但是,编纂者的史学观念以及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是史料处理背后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以后世的“史官”认知,甚至是近代以来的史学家的标准作为默认的前提,然后以之作为衡量司马迁父子工作的标准,恐怕就很难触及到根本的问题,甚至会偏离方向。



该文原刊《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此次发布,作者特新撰提要,以便读者省览。感谢徐建委先生授权发布!



编辑:虚文

排版: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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